跨界太极学术 | 欧阳友权：文学研究的范式、边界与媒介

《文学研究的范式、边界与媒介》

欧阳友权：《文学研究的范式、边界与媒介》，

《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作者简介】

       欧阳友权，文学博士，中南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南大学中国文化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我国第一个文化产业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澳门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2018年3月，欧阳友权成为橙瓜《网文圈》杂志第20期 封面人物。

      媒介的变化是文学艺术变化的直接诱因和强劲推力，而文学艺术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文艺理论观念的变迁和学理范式的裂变与更替。昔日的文艺学边界是基于歌乐舞口头说唱艺术和书写印刷时代“原子式”文艺存在方式日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是那个历史时代特定艺术活动形态、特定媒介方式的观念表达和理论积淀。从“杭育，杭育”派的劳动号子，我们懂得了口头说唱文学的原始表达是基于“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身体叙事”；用“切肤之痛”的肢体媒介表达“心灵之痒”的精神欲望，需要“解衣般礴”、“涤除玄览”及“辞达而已”，“击石拊石”的载歌载舞；后来的“关关雎鸠”、“砍砍伐檀”的国风之声，成就了先秦诗论讽谕美刺、乘物游心、言志名理的文论传统。在书写印刷术成为大众传播主流媒体的时代，艺术品的批量生产和“硬载体”传播方式创造了艺术生产力神话，社会分工的技能专业化把文学艺术创造的专门技艺推向高精尖的“神坛”，社会公众对艺术的仰视和主流社会意识对艺术的倚重，使文学艺术的个人化“言志”和“缘情”动机转化为大众代言的“载道”之器和社会变革的“有为”之举，伴随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进程，艺术的迁想妙得和气韵生动开始承载“有补于世”、“经邦纬国”深重使命。为适应这一变迁，中国历史上入世为用的儒家文论和楚骚美学传统以主流的“显学”而成为文艺学的观念主打，而道家文论和禅宗玄学美学则因为其“无为”和“遁世”的表象，成为一股理论的潜流在纯艺术领域“大音希声”般汩汩涌动。这时候的文学艺术是“纯文学”和“精英艺术”的天下，我们今天所秉持的古典文论传统的理论惯例及其知识谱系，就是在这样的媒介背景和艺术存在范式中逐步积累和形成的。我国文艺学所依傍的艺术认识论、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论、艺术发展论和鉴赏批评论，抑或如西方学人阿布拉姆斯所提出的“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四维逻辑支撑的理论框架等，无不是书写印刷等原子（物质）媒介时代形成的文艺学理论范式。

清 金廷标 瞎子说唱图

      无论是西方文论模式还是中国文论传统，不管是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还是其现代形态，我们的文艺学的理论大厦和知识系统，都是过去那种物质媒介时代艺术存在方式的观念表达，是对一种艺术媒体符号类像的学理阐释。“立象尽意”、“以形写神”是源于物质造型艺术，而司空图倡导“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严羽提出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显然是和语言文字媒介的间接表意方式不无关系。在艺术媒介及载体迅速演变的信息时代，电子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摄影、摄像等成为20世纪以来全世界的艺术新宠，而数字媒介如互联网、手机、数字电影、数字电视、数码摄影、数码摄像、3G传载、数字广告以及层出不穷的数码播放器和接收终端的出现，更是把艺术媒介带入到了希利斯·  米勒所说的“电信时代”。这时候，新媒介带来了不断衍生的新文类和新艺术，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网络绘画、数字影视、网络动漫、网络戏剧、网络曲艺、网络游戏、网络博客与播客，乃至网络恶搞和虚拟偶像等等，成为艺术与技术的“混血儿”，并很快走进大众的艺术视野，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开始转化为“数字化生存”，文艺作品开始向新媒体文化蔓延，由艺术的技术性引起的技术的艺术化，使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成为艺术的走势和生活的常态，文艺学所要面对的已经不限于过去“硬载体”时代的文艺作品和文艺问题，而是延伸出“软载体”覆盖的新媒体作品和新艺术命题，理论扩容、边界拓新、视野焦点挪移、学科内涵增生和理论观念变异等，就成了不容回避的理论课题。这时候，文艺嬗变所引发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学理论的改变，已经不是一个存不存在或者要不要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应变和怎样建构的课题。

     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曾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说过这样一段十分有名的话：

  “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在印刷所广场旁边，砝码还成什么？⋯⋯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 [1]

     是的，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的观点，当艺术生产所依赖的母体更替了背景，变迁了依存媒介，文学理论观念的渐变或裂变都应该是一种常态，一种必然的需求，甚至是一种学术责任。因为特定时代的物质技术媒介总是同特定生产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无论是物质生产生活还是精神生产生活，都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技术媒介及其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尽管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但经济、技术、媒介的物质“轴线”同精神产品、艺术作品发展的“曲线”之间总会呈现出协调与同构的逻辑关系，而不会是完全背离或互不相干。在今天，互联网媒介的触角延伸和数字媒体日渐彰显的影响力，已经使得从原子（Atom）到比特（Bit）的信息媒介转型势不可挡，数字化的“信息的DNA” [2] 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要素，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重塑人们的认知思维和观念模式。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在艺术审美领域重组人与网络世界的审美关系，以无纸写作的电子文本重构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营造虚拟空间的技术诗性。昔日的文学艺术作为被Internet率先激活的审美资源，已全方位地介入第四媒体之于艺术成规的转型和技术美学的书写。文学研究的边界位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性出场的。

      当我们的社会经历着以信息高速公路、数字地球为代表的新的信息革命时，文学艺术的悄然变化不仅是巨大的，也是必然的。较早涉猎电脑艺术和网络超文本研究的黄鸣奋先生曾对信息科技进步带来的艺术变革有过这样的描述：由社会分工决定了身份的文艺家将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主体，取而代之的将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网民，他们匿名上网，通过角色扮演而传达情思的活动将成为艺术主流。艺术手段的代表，将不再是千百年来置身于岩石、青铜、布帛、纸张等相互分割的硬载体的文本，而是网络上彼此融通、声情并茂、随缘演化的超媒体。艺术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将不再是目标明确的有意想象，而是随机性和计划性的新的结合。艺术所奉献的对象，将不再是从事仪式性、膜拜性景观与谛听的读者、观众或听众，而是积极参与、恣心漫游的用户。艺术内容的来源，将不再是独立于艺术活动、先于艺术活动而存在的所谓“客观生活”，而是和艺术活动融为一体、主客观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艺术环境的构成要素，将不仅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动物、高级机器人等由高科技创造的新型生物。[3] 这些描述表明，数字媒介的更替已经从艺术生产、艺术存在方式等各个侧面带来了当今时代的“艺术变脸”，并日渐改变了整个传统文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这时候，文艺学的学科内涵和文学研究的学科边界能不发生改变吗？处身在社会变革和技术媒介更新如此激烈的时代，我们的理论研究如果不能赢得对现实的理论解说力，这种研究的意义何在？文艺理论何以进步？研究者又何以自立呢？这时候的文艺学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经验，还应该研究新媒体文艺作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新媒体文艺事实和文艺问题，应该从变化着的现实出发，“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漫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 [4]

      从逻辑的角度考察，学科分工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基础，文艺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学术积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性、学科界限、学科内容和学科规范，强调边界与特性乃至捍卫学科的尊严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电子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和湮灭，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一批泛审美化样式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词等吸引了人们的视线，美容、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环境设计等等也打入了“艺术”的圈子，挤兑传统的文学而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无论研究文艺学的内涵还是辨析文学研究的边界，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和文艺嬗变中重要的、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不是用胶柱鼓瑟式的理论姿态把自己束缚在某一“边界”之上。正如科内尔·韦斯特所说的：“这里的关键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 [5] 面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所发生的移动，我们所需要是开放的心态和关注现实的立场，把渗入大众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纳入拓展后的文学边界。在媒介和文化均出现历史转型的背景下，文学理论应该正视现实，以通变的学术立场解读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形态，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114页。

[2] [美]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

[3] 黄鸣奋：《信息科技进步与艺术变革》，《文艺报》，1999年4月13日。

[4] 金元浦：《重构一种陈述——关于当下文艺学的学科检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7期。

[5] 科内尔·韦斯特：《少数者话语和经典构成中的陷阱》，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作者单位：中南大学文学院)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向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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